最近看了《》一些片段的网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，这么多的中国人正规炒股配资，怎么就能被区区几个日本兵硬控了呢？
而且，据以前的老人讲，抗战时期往往三个日本兵就能控制中国一座将近十万人口的县城，也有说是六个或者十几个，但无论几个日本兵，这个比例肯定是小得离谱。
有时一个落单的日本兵跑到村子里，都能作威作福、耀武扬威，两人以上便能在乡里横行霸道，本地的乡绅和官员还得陪着笑脸，好酒好菜招待他们，为啥会有这种情况呢？
关于这个问题，军武菌认为首当其冲的就是囚徒困境，也就是说，当大量的平民百姓在面对少量日本兵时，对于整个群体而言，最优解当然是有人出来干掉这几个日本兵，以确保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挨日本兵刺刀的危险。
然而，对于个体老百姓而言，最优解就是立刻跟日本兵合作来保全性命，次优解是人人都默不作声，以求得日本兵不首先拿自己开刀，最次就是奋起反抗，最后做日本兵刀下亡魂，毕竟谁先露头，日本兵就会先拿谁开刀。
1939年冬，3个日本兵在临湘县羊楼司街强征粮食，不仅殴打拒绝交粮的商户李记粮行老板，还当众调戏其女儿。
当时街道上聚集近200名民众，其中不乏青壮年，但无人敢上前制止，究其原因，正是因为此前聂市乡有人反抗，结果全村被烧了。
▲满载而归的日军
还有1943年10月，2名日军带着5名伪军在华容县城抓壮丁修炮楼，先后拖拽12名青壮年，期间有民众试图偷偷放走被抓者，却因无人响应而放弃。
这也是因为日军在湘北占领区的不成文规定，“藏壮丁者，焚其屋、惩其族”，像1943年8月，日军在华容县邓家垸抓壮丁修墨山铺至注滋口的防御工事，要求每甲需交出2名青壮年。
邓家垸甲长邓发爹的独子邓新焕时年19岁，因自幼丧母、父亲年迈，全垸乡亲不忍其被强征，便由村民邓老三出面，将其藏进自家后院的红薯窖中，用稻草和泥土伪装窖口。
当抓壮丁的2名日军士兵和6名伪军来到邓家垸核查，发现邓新焕不在后，便对邓发爹严刑拷打，最终伪军头目从孩童口中逼问出藏匿地点后搜出邓新焕。
日军士兵见民众胆敢公然违抗规定，便当场用刺刀戳伤邓新焕的左腿，并用麻绳将其捆在院中的枣树上示众，带队的日军军曹则下令点燃邓老三的房屋，严禁任何人救火。
据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1944年的报告显示，仅1943年下半年，华容县境内因藏匿壮丁被烧毁的民房就达70余间。
所以说，一般情况下，大多数老百姓都会按照对于他们个体来说的最优解或次优解做的，即便是不做汉奸，毕竟爷们儿也是要脸的，那也会默不作声，虽然有可能被杀掉，但也有可能不被杀掉，要是站出来的话就肯定要被杀掉，这跟国民性没啥关系，纯粹就是个博弈论问题。
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，在更宏观的角度来看，即使是有人能把面前的这几个日本兵杀死，暂时解除了困境，那么后续来的就不止这几个了，而是几十个，几百个，甚至几千个。
到时候，就不只是这几个反抗的人挨刺刀，反抗和不反抗的搞不好都得一起玩儿完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不但个体选择反抗的概率会降低，甚至周围不反抗的人还要打击反抗的人，因为不想做陪葬。
1939年9月，日军攻占岳阳营田后，因遭遇少量国军残部抵抗，竟对平民实施报复性屠杀。13天内杀害无辜百姓800多人，强奸妇女100多人，烧毁房屋300多栋。
更残忍的是，日军还特意把屠杀照片张贴于周边县城，以儆效尤，导致当地民众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因为害怕报复而不敢反抗。
▲张贴告示的日军
还有1941年9月，湘阴县青山村村民因不堪忍受日军无穷尽的劫掠，趁夜袭击了路过的2名日军士兵并致其死亡。
结果第二天，驻湘阴县城的40多名日军，就联合伪军对青山村实施无差别报复，屠杀无辜村民524人，烧毁房屋50多栋，炸毁渔船70多艘。
日军还强迫周边10余个村庄的民众观看这一惨剧，并宣布“凡伤日军者，全村连坐”。此次惨案后，湘阴县半年内无民众敢反抗，甚至出现单个日军下乡都没人敢拦的局面。
所以，这种典型的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囚徒困境，使老百姓因为率先反抗的代价而陷入沉默，而日军仅需少量兵力即可实施管控辖区。
再者说，日本兵力不足的问题也是很大一个因素，尤其在抗日战争后期，日军战线拉长，兵力捉襟见肘，别看关内日军曾经峰值高达150万人，但一旦分散到百万平方公里一级，这点兵力真就不够看的了。
据史料记载，1941年日军对晋西北实施“治安强化运动”时，村级据点普遍采取“3-5名日军+数十名伪军”的配置，60%以上据点日军不足5人。
像偏关县下辖的老营堡据点仅部署3名日军士兵，伪军12名，配备1挺轻机枪和8支步枪，而这个据点要负责的是周边3个乡镇。
那会儿由于日军主力正在应付八路军120师的花样袭扰，所以只好采取核心据点+流动巡查的方式进行管辖，这几个日军每天活动范围只有据点周边2公里内，对乡镇的管辖只能全部委托给伪保长，日军对基层的管控其实非常薄弱。
在湖南湘阴，日军1944年5月第三次侵占该县后，全县8个据点总驻军也才120多人，平均每个据点还不到15个人。
这其中，有个神鼎山据点因因为老是被八路军南下支队袭扰，最后只剩下4名日军还有21名伪军，而他们要负责管控区域面积要有50多平方公里。
更惨的是，这帮日伪军物资运输全靠伪军护送，粮队还经常被南下支队截获，日军那边也是自顾不暇，分身乏术。
而且这种情况还愈演愈烈，尤其是1944年长衡战役后，日军将兵力西调，到当年7月的时候，湘北驻军就已经从1.2万人骤减到3000多人，日军对县城的管控只能说是有那么几个日本兵，名义上管辖那么大的地方，仅此而已。
但是，日本兵少，并不意味着给日军效劳的人就少，在日占区的统治模式下，是有大量伪军配合日军各种行动的。
咱们以湖南岳阳为例，1940年驻岳阳县城的日军也就87人，却配属伪军3个中队共420人，伪军数量是日军的4.8倍。
日军仅负责指挥和核心防卫，日常巡逻、城门盘查、粮款征收等任务全由伪军执行。其中伪警备队队长王敬斋为本地人，熟知各乡保情况，不仅建立保甲连坐制度，还组建情报网监视民众动向。
1942年8月，岳阳地方抗日武装伏击日军，炸毁5辆日军汽车，炸死包括1名联队长在内的10多个日军，同期，临湘路口铺又发生日军火车车厢被炸事件，搞得日军非常恼火。
两个月后，1200多名日伪军秘密包围洪山地区，开展了长达七日的全面屠杀，而提供协助游击队人员名单情报的就是伪军，他们不但通过门前挂玉米秸等暗号识别这些村民的家，还在现场逐一指认身份。
1942年，日军在晋绥边区兴县康宁镇据点驻有6名日军，却配备伪军1个排32人，这帮伪军不仅负责守卫据点，还主动负责清理周边村庄的抗日标语，甚至替日军催收治安维持费。
日军指挥官无需亲自下乡，仅每日听取伪军汇报，有了这帮熟门熟路的本地人，日军就能从中了解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信息，所以说，到最后日军就成了一个统治符号，到底是三个还是三十个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基层的管控都已经是为虎作伥的伪军负责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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